宜家小镇生存记 Vol.01 | 童言专栏
作者｜童言
我没想到，适应小镇生活的第一步，从鼻子开始。
八月十六号半夜——孩子开学第一天，我在呼吸困难中挣扎着醒来。伸手摸了摸床头柜上的闹钟：凌晨三点。一定是房间里的空气不流通，我想，所以鼻子才感觉堵塞。我下了床，走到窗边拉开窗户，下雨后的清凉空气泡泡一样涌进室内。尽管白天气温还漂浮在二十度左右，入夜还是感觉到秋意。我爬回床给自己盖好被子，用手指揉了揉鼻梁，心里很确定，第二天太阳升起时，不适感就会和夜幕一起消失。
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如约升起，半夜的不适不仅留下来，还以细胞繁殖的速度膨胀。简简单单“早上好”三字，中间穿插着几十个连续不断的喷嚏，我几乎要抢着在喷嚏间隙中快速呼吸，才有足够力气为接下来的几十个连续不断喷嚏做好准备。鼻子仿佛在我的脸上融化了，鼻水铺天盖地地涌出，无论我怎么用纸巾擦都擦不尽，溺水般的沉重一直坠在眉头之间。
鼻炎犯了。
我对鼻炎并不陌生，自从搬到新加坡，从来很少打喷嚏的我开始对温差敏感。新加坡室内空调开得劲爆，室外也热得劲爆，一出一进之间，我总会接连不断地开始打喷嚏。也许习惯了在四季生活的身体，来到热带不适应。然而居住五年半后，我的不适应依然持续。好在鼻炎一直保持在可控制范围内，我也学会与之共存，平时注意保暖就好。
如今鼻炎再次来袭，规模比以往都盛大，剧烈的气候变化把疲惫的鼻子逼到悬崖边，等着我来抢救。翻箱倒柜找出闲置多年的秋天衣物，有些橡皮筋疲软，有些耐不住热带超高湿度，到处冒着绿茸茸的毛花。
倘若住在城市还好办，出趟门逛个街就把货办全了。小镇可不行，五百米长的商业街，只有一间合我意，秋季衣物刚上架，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漂亮裙子。我只能从网上订购，瑞典境内快递也需等上两三天。管不了外面的艳阳天了，我抓起一件大衣披上，吃点暖和点的东西，总算稳住病症。第二天醒来，狼狈依然。
我知道鼻炎这种毛病，西医靠不住，只能找中医慢慢调理。可是小镇和中医？加起来怎么听都别扭。只能求助于医疗热线，电话那头细软的机器女声提醒道：前面还有10位病人，等待时间约20分钟。我一手拿着听筒，另一只腾出来专门擦鼻水，逐分钟倒数。终于有人接听了，我激动得又一连打上好几个喷嚏。
那边医护人员听完我的病情后，很负责地建议我到就近诊所预约时间。瑞典医疗系统是出了名的慢，要见到医生尊荣，必须经过重重关卡：先约见护士，由其定夺是否医生出马。假若需要，还得重新预约时间，整个过程大概得等上两周左右时间。
“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？”医护人员礼貌地催促。我想起小镇好像没有医院，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怎么办？
“打112，救护车会把病人送到临近大城市。“她报了城市名字，离小镇大概五十分钟车程。
那救护车也需五十分钟才到达？
医护人员没料到问题如此尖锐，她拖出长长的省略号，最后挤出答案给自己解围：“应该不会吧？请问需要帮你预约看护士时间吗？”
我摸了摸奄奄一息的鼻子，心想还是断了小镇求医这个念头吧。
我道了谢，干脆挂上电话。
开学第三天，两个孩子同时迟到了。
他们其实起得很早，吃好早饭洗漱完毕，离出门还有半小时时间。我托住快要被喷嚏甩出去的鼻子，懒懒坐在门口等他们换衣服。不一会儿他们从房间出来，一个短衣短裤，一个夏天吊带小裙子。
我几乎要晕过去，回过神来指着温度计给他们看，
“外面才16度，” 我说，“放在广州都是冬天了，换条长裤好不？”
他们跑回房间，一个出来还是全副清凉，多加了一双袜子。
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时刻注意保暖的华人传统美德推着我必须出手。
“喏，加件风衣，”
我把衣服递过去，孩子接住了，疑惑地把衣服翻来翻去，仿佛手上拿着一件比手机还复杂的高科技玩意儿，不清楚如何使用。
“风衣是什么？”孩子问。
“挡风的衣服咯！”我说，心想怎么连基本常识都不懂！
这时另外一个也出来了，加了一条羊毛裤袜。她不觉得热也罢了，但是把连裤袜当作外裤来穿，彩虹独角兽内裤在臀部毛线间若隐若现，这可涉及原则问题了。
“要不加条裙子试试？”我旁敲侧击。
“不！”她说。
“换一件长点的罩衣挡一下？”
不！不！不！她说，毫不留情地把否定词砸过来。我被惹恼了，但转念又突然意识：乱穿衣的行为，实在不能怪责于他们。
记事以来，他们一直生活在只有夏天的热带。偶尔旅游至正处冬季的地方，空降沾点冷空气就又回到炎热。他们从未见识过四季变换，也就不能理解寒冷的意义，就连我自己，现在都有点忘记靴子大衣的功能。我不管时间紧迫，坐下来简单科普了基本秋冬穿衣原则，这才说服他们把该穿的穿上，狂奔去学校。
穿着合适的秋冬衣服上学去
孩子在国际学校上学，价格和本地瑞典学校一致：免费 （私立国际学校除外）。孩子们能享受如此福利，全因瑞典的高税收政策，个人月收入只要达到 1566-35850 克朗之间（人民币约合 1260-28800），除免税部分外，必须上缴 30%-35% 的税。另外，瑞典政府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维持福利支出，从摇篮到坟墓，关乎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能受益。
，
学校上课时间为早上八点十五至下午两点十五，除了课间餐要求自带几片水果，学校包午餐，这可比以前天天为准备饭盒而抓破脑袋方便多了。除了免学费，包午饭，学校提供托管服务（Fritids），每月收取1000人民币左右费用（二胎三胎减半，四胎以上免费）。父母双方提供收入证明，即时可以申请。孩子们留在学校学手工，玩游戏，原则上可以一直待到五点半关门。
孩子在学校做的手工
我一般四点半左右到达，让他们再玩一会儿才往家赶。那天哥哥正在和几个男孩踢足球，其中一个亚洲面孔。我用中文和他打招呼，他点点头，听得懂。不一会儿，男孩的爸爸来了，身穿运动外套，步伐健硕。鉴于在小镇还没交上一个半个朋友，我决定走过去。
“您是中国人吗？” 我问。
孩子爸爸显然有点意外，大概小镇上的面孔来来去去全认得，突然冒出我这个新人，他张大嘴巴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。不过这位男士很快调整好表情，扶了扶儒雅的细框眼镜，含笑说是的，
“你们怎么来到小镇呢？” 我又问，心里早清楚答案。果然，太太就供职于宜家。至于他本人，估计是全职爸爸，手上再打理个副业。具体什么副业，无非互联网金融律师呗，我琢磨，难道还能那么巧，碰上个中医生不成？
但我还是问了一句，“做什么工作？”很随意地，好让对话继续。这时正好一阵疾风吹来，分散了我的注意。我忙着立起衣领，忽然听到沉稳的声线，穿风而来。
“我是医生，”他说，“中医医生。”
魏医生，内蒙古人，中医硕士毕业后一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工作。过去九年，魏医生一直给小镇以及周边城市居民提供中医治疗，病患不仅包括华人，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朋友。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先生在世时，曾先后两次点名邀请魏医生来做针灸。
天上掉下来这么一块大饼，我恨不得紧紧抓住，当场在校门外加了微信好友，约了时间。
“去诊所找您吗？”我问。
“诊所嘛，”魏医生摸了摸开始稀疏的头顶，有点抱歉地笑笑。他说诊所正在筹备中，离正式营业还差若干法律文件到位，目前只能上门诊疗。
几天后的早晨，我在家欢迎魏医生的到来。经过望闻问切，他在记事本上写上“正气已现不足”等诊断，并决定配合针灸治疗。消毒棉花和针灸针，他从随身带的单肩包里取出，挥指一弹，针利索扎进相应穴位。我顿时觉得自己成了观音娘娘，头顶银针，光芒四射，就差盘坐在莲花上了。
等待留针治疗时间，我问魏医生，疫情期间不方便上门怎么办，他说他特意购买了数字听诊器寄给有需要的病人。他们在家里录下心音传上手机发送，远程也能作出诊断。
“那小镇华人怎么看待瑞典的不作为呢？”我问，准备好听魏医生的满腹牢骚。可他就一句话带过，“肯定有点微词”，很得体地把话题合上。只是说到瑞典的高死亡率时，他才流露出丝丝感概：“那么多老人家无辜去世，实在不应该呀！”
下午接孩子放学时，我收到魏医生开给我的药方，柴胡10克，桂枝10克......全是看得清楚真切的草药。以前在新加坡遍地中医馆，拿到手的却尽是冲剂粉末。我按照熬药指南把药浸泡后慢火煎，朴素的草药香味慢慢散开。我闭上眼睛吸上一口，记忆飞速奔跑，穿越森林与大陆，回到我在中国南方的小时候。
真材实料的中草药方
四服中药下去，我的鼻子总算重新启动。好不容易舒心了几天，孩子就开始在我耳边“咳咳咳”。几声咳嗽，放在哪儿都不算要紧。考虑到疫情，我还是在女儿口袋里装了口罩，出门前叮嘱上课时戴上。
可老师还是打电话来了，通知马上接回孩子。我以为她发烧了，到学校一看，人好好的，咳嗽也还是原样。
“没戴口罩吗？”
“戴了啊！“她说，“可老师说戴口罩也不行，必须回家。”
女儿蹦蹦跳跳地去取自行车，俨然准备放悠长假期的心情。我可没那么愉快，想到即将失去的“自由”就无名怒火。我决定拼死一搏，回家给老师写邮件说明戴口罩的用处，希望她回心转意能让孩子上学。满意地打上几百字，正准备点击发送，短信提示音响了，女儿同班同学家长告知，他们的孩子同样因为一点轻微感冒症状而被要求接送回家。班上16个孩子，现在只剩不到一半。
其实指责瑞典不作为，的确有点偏颇。“保持社交距离”标签，贴得到处都是，连从来没有人逗留的垃圾桶旁边，也亮堂堂摆着。超市门口也准备了洗手液，一些瑞典人出入时会象征性地消毒一下。至于戴口罩人数，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十个指头数干净。现在学校让轻微感冒症状小朋友回家，也许为了把传播扼杀在摇篮里。但我想不通，其他老师和同学要是无症状感染，不也一样在传播病毒吗？
我最终保留了邮件，估计就算发送了也无果。幸好经历过封城磨练，在家上学经验丰富，小朋友自己看书写作业，几天后就痊愈。
我迫不及待送她回学校，正如我迫不及待地翻过“水土不服”这一篇章。现在鼻炎控制住了，暖和新衣服穿上了，还有什么能挡住我从此平安健康地在小镇生活？
九月中旬，小镇最高气温彻底告别二字头，时不时再来几场连绵细雨，秋意渐浓，森林里的蘑菇也随之疯狂生长。
我在一个周日下午带着娃去采蘑菇。这项娱乐活动听着清新自然，特别能让久居城市的朋友羡慕。他们或许不了解，每周日下午三点后，小镇提供娱乐的场所除了宜家，超市和即将关门的游泳馆，就别无去处了，只能把目光转向24小时开放的森林。瑞典人为此在森林里开发出不少娱乐活动，摘采蘑菇便是其中最应季的一项。秋天一到，超市里开始售卖采蘑菇专用的篮子和工具，社交媒体成了炫耀采集成果的骄傲场所。蘑菇分辨app还没发明前，这里家家户户必备一本蘑菇科普手册。
我对蘑菇的了解属于文盲水平，只认识辨认度最高的鸡油菌，其颜色金黄灿烂，总喜欢用同是金黄的落叶当掩护，从桦树根边羞答答冒出小脑袋。我们随意找到一片森林入口，刚踏进就找到一朵。再往前扫一会儿，孩子们陆陆续续找到不少，其中一朵巴掌那么大，又惊又喜。太阳快落山时，带去的两个小玩具水桶分别盛满了战利品。
鸡油菌
我用小刀清除了鸡油菌根部的一些泥土和杂草，等锅里的黄油化掉后倒进去简单翻炒几秒，即可出锅。我们尽情拥抱鸡油菌在舌尖上散发的鲜味，全然没有察觉到，来自森林的另一种馈赠，正以（相当于人类）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，悄悄爬向身体最温暖的部位。
摘完蘑菇第二天晚上，我给孩子换衣服时突然发现他的背部长了一个小疙瘩，粗略一看，形状大小都和孩子身上其他痣差不多，除了显现出来的灰青色有些奇怪。本来孩子已转身走开几步，我连忙抓他回来，眼睛像狗鼻子一样凑过去，发现小疙瘩周围还泛着浅浅的血色。
该不是得了什么皮肤病吧，我想，指尖小心扫过去，小疙瘩竟然像就要脱落的痂一样被掀起来。我直觉这是一只小虫子，本能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，预计就像拿掉蚂蚁一样容易。可小疙瘩身上自带“强力胶水”，我加重了几分力气，还是不能将虫子和皮肤分离。
孩子开始不耐烦却又好奇，白脱脱的上身拧来拧去，也要看个究竟。我的心思都堵在这个奇怪物种去了，嘴巴应付着“等等！等等！”，双手稳住他的身体，眼光步步为营，匍匐靠近......
啊！怎么，怎么这个虫子的头，死死插进肉里了？！
我慌忙按开百度谷歌搜索：原来这是蜱虫，平时一直生活在森林树丛里。周日那天碰到我们这几双裤脚没掖好的脚，森林里走走停停，正好提供了绝佳的觅食机会。它们从树丛里爬出来，翻上鞋子后由裤腿进入皮肤，经过十几小时的旅程，终于找到温暖的背部，一头扎进肉里吸血。这一吸可不得了，不仅启动蜱虫的脱胎成长，其中20%-40%携带病毒的蜱虫还以此方式传播莱姆病等多种疾病，情况严重还能致死！
不过网上信息说了，只要尽早发现将蜱虫拔出，就能大大降低感染风险。我找来镊子，掐住虫子的屁股用力一拔，头出来了，和头皮屑差不多大。我担心孩子身上还藏着其他蜱虫，马上从头到脚翻检几遍，均在发缘处找到若干只。我又如法炮制，有的全身而退，有的头部陷太深，只能等待其自动脱落。
以前在热带居住，出门除了一层又一层地涂防晒霜，还要喷一层又一层的驱蚊水。那里盛产埃及伊蚊，专门传播登革热疾病，听中过招的朋友说非常难受，高烧全身疼痛，还有的出现内出血而需住ICU。本以为离开热带就彻底告别登革热，没想到来到小镇还得防蜱虫。现在去一趟森林回来，我进门首先翻弄好几遍孩子的头发。他们说我专注的神情，像极了动物园里抓虱子的母猩猩。
中秋节，魏医生邀请我参加聚会，原来他不仅给居民看病，还担任小镇华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。我当然去凑热闹了，认识了新朋友，开心吃喝了一顿，直到双脚怎么来回跺都暖和不了，我才骑车回家。
半路我迷路了，手机因寒冷而拒绝启动。我站在路中央盲目转了一圈，周围除了大片空地和废置工厂，看不见一个活人影。在萧萧北风的渲染下，我感觉自己像原子弹爆炸后的唯一幸存者，尽管脚下所处位置离小镇市中心距离仅五公里左右。那一刻我很想逃，用尽全力逃回我最熟悉的，热闹的，拥挤的百万人口城市。
手机在我的几通呵气中醒来，指引我回到家。虽然受了一点寒，鼻子坚强挺住，没有再次崩溃。我的身体总算在小镇安顿了，至于我的心呢？
远远未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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